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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2022：走出“讨好型人格”？******

　　闫小平

　　在2022年很多个演出暂停的日子里，不少演职人员仍然在排练厅、剧场里孤独地蹬踏，没有全部打开的灯光下，看得到地面扬尘细小，时时扑起，像北京刮风的冬天微缩在这群人的脚下。在心情烦闷等待改变的时间里，每一日都是这样的冬天，每个人都有过狼狈的笑话，但在改变真正来临的时候，却充满着一种未知的气息。

　　过去的一年像一根被拉开的皮筋，时间缓慢地被展开，当皮筋突然被恢复原状，会有人被弹痛得猛然惊呼。但这种疼痛简直不能被称为疼痛，那一声惊呼并没有什么意义。剧目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观众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就像冬天结束后的大风，微尘、混乱、恐惧都会被压低，在天地都光秃秃一片的混沌中，钟声继续、灯光亮起。

　　《两京十五日》王晓溪 摄

　　从某方面来说，2022年的结束，也是剧场这几年一种常态的终结，但剧场面对的并不是一键重启。也有人说，正是这几年外国剧目的缺席，使国内剧目过上了“风光”的日子，这话是有些过于极端了。这几年的演出不断遭受疫情暴击，困境中仍见不断有剧目诚意地与观众共度时光。前后两种不同的外在光彩和内在光亮，于交错中，到底见出不同。

　　经市场努力多年，不同戏剧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观众画像。但在市场艰难的2022年，难免有制作方前仆后继生起引流之心，然而结果往往并不如人意，两两错愕、一别两宽已是最好结果，很少有类型化、垂直化的观众愿意走入制作方所想象的“更开阔或更细分的剧场”，所期待的“观众增量”，自然也是镜花水月。

　　除了制作方，创作者也不无迷茫。近年流行一个词“讨好型人格”，“如何克服讨好型人格？”的回答得到几十万高赞，都以不同心态逐条对照特征，拍腿直道：“这不就是我嘛！”其中有痛下决心修正性格者，也有揽镜自怜发嗲发痴者。戏剧作品也大有此趋势。作品都是创作者人格的影子，如果年来“讨好型人格”遍地，不可避免创作者中强硬到底、自我到底者日少，以作坊之力，毕工业化之功者日多，试图弥合或者放弃差异，以令观众满足为自己心意，善哉。

　　但戏剧说到底，总该出现一些在“美好浓情”之外，奇凸崛愣却仍然美好、浓情更浓的事物。观众愿意花数倍于其他文化产品的价格走进剧场，最应该得到的是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戏剧是人心的自觉，是人对世界的自然反应，台上之心如清水见石，台下亦在波漾之中，是剧场至美时刻。心心念念于观众想看什么的人，不如问问自己，你想和观众说什么？

　　过去一年，做戏者不易，看戏者也不易，以下聊的只是自己看的少部分而已。

　　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咱们自己的剧院

　　以老派强硬的实验姿态行走在主流世界中，用幻觉般的乐声、光影、奇景把观众卷入其冷峻的思考之中，这就是易立明导演留给观众的印象。在他这一代导演中，他享受独行，随意漫步，毫无不安之感。

　　2022年，易立明担任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院长、艺术总监后，却一改往日冷峻之姿，态度如剧院墨绿大门一样沉稳温和，不厌其烦地向媒体阐述剧场和个人、街道、社区、城市的关系，渴盼自己能为观众提供友好邻居一样的关系，并为此而感到满足。“咱们自己的剧院”一语，难得地寻回了艺术的温度感，也令中心成为北京2022年最受关注的新剧场。

　　《科诺克医生》

　　但回归导演工作，易立明个性不改，他2022年最令人关注的当属“医学三部曲”，率先推出的《科诺克医生》《我是哪一个》分别用法式喜剧、英式客厅剧的不同方式，内窥镜术般地，将医学题材演绎成对权力系统的观察，甚至试图提出人挣脱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世界旦夕之间》《两京十五日》：小剧场导演稳步商业剧场

　　李建军和赵淼都是小剧场成长起来的导演，在2022年沉稳步进商业大剧场。

　　旧电影搬上舞台一度也是热门之选，但多为情感怀旧的商业制作，倒没想过李建军也做此选择，而且用即时投影、绿幕抠像和预录影像等技术，去包裹上世纪70年代对于今天的幻想。这难免有过时之虑，并不讨好。但李建军用嵌套的形式，通过设计叙事使文本更具意义，把一部电影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剧场作品。《世界旦夕之间》和李建军之前的作品相比，相貌更稳重，但情绪是连贯的，仍在歌唱着普通人劳作的世界和劳作之下的隐秘暗影。

　　《两京十五日》是开发IP一脉的余热，也是2022年剧场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IP戏。版权方拆掉高志森的三面LED，掉头180度，请来以肢体成名的赵淼导演，把方向重新拉回剧场。虽然原著党不满原作变得零散，但对于如此长篇幅，且要保全完整故事满足非剧场观众的IP开发，赵淼以意象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佳选择。

　　黄盈《我这半辈子》易烊千玺入职风波

　　黄盈直到2022年才排出了《我这半辈子》，讲述老舍的故事，却处处见出黄盈自己。很多台词如果是黄盈本人来说，也毫不违和。在剧的结尾，黄盈虚构了一场常顺（老舍）与父亲在鬼门关相见的戏。父亲没有抚养过常顺，却通过鬼门关前的一句话成为了常顺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下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这样面有愧色。”这种典型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老舍背后，其实是黄盈想要通过《我这半辈子》传递的一份观念：“我觉得人人都有一个终点，你永远无法预料自己是怎么结束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当终点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不会面有愧色’地走过去。”

　　《象棋的故事》

　　《我这半辈子》讲述了老舍前半生的故事。据说，老舍后半生的一部名著本来有望于2023年排演，主演是传出入职风波的易烊千玺。明星入职国家表演艺术团体，多年来常引起争论。从赞叹明星热爱舞台到抨击明星占用体制资源，也是2022年发生的转变之一。其实观众并不低估明星对舞台的尊重，背后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对于个人机会减少的焦虑，对于艺术在艰难生活中必需性的怀疑。

　　韩语版《骆驼祥子》接受度高各国文化中心放映迭出大招

　　不少观众看戏（我经常也是），总忍不住要问“好人坏人”，希望能锚定眼前的世界。但看老舍作品往往难以如此，因为老舍笔下的故事，尤其是《骆驼祥子》，和我们贴骨贴肉，我们很少会问自己——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韩国导演高宜雄的《骆驼祥子》却能满足观众“明辨好坏”的需求。正如剧中特有的夸张的台词方式和表演动作，韩版《骆驼祥子》并不把观众在绝望和希望中来回拨弄，而是用一种极为日常感的方式引出满场笑泪。

　　韩版《骆驼祥子》是通过高清放映的方式和观众见面的。在外国剧目缺席的最后一年，各国文化中心的放映在线上线下持续发力，俄罗斯文化中心线上免费限时观看圣彼得堡戏剧季后，又推出契诃夫之夜活动，“卷”得要命。英国国家剧院的《初步举证》趁着新鲜热辣就“来了”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年活动的放映，让北京观众领略了那种传统得几乎乏味、但实际非常扎实的法国喜剧，彰显了剧作本身的魅力。

　　《我这半辈子》 李晏摄

　　鼓楼西的独角戏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

　　2022年，独角戏重新引发关注。鼓楼西剧场先是推出三部“独角show”，然后策划“独角戏戏剧节”。在炎热夏天，《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带来了一股静气，足令人清凉。处于那个时刻的几个戏剧人与其说是占据了一个转折时空上的立足点，倒不如说他们在一个刚刚成型即将消失的世界里，哪怕片刻，也要站立。

　　演出行业在经历了三年的直播、线上等方式之后，科技艺术节在2022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在科技+艺术的主题下，一直把对自我身份的探讨作为重点，每部戏既有科技运用于剧场的试验，也有剧场人在当下社会自我发展轨迹的投射，唤醒的是科技设备中，人的自我意识。这种科技烈然有声向温柔无声的过渡，悄然印入了大时代更替的痕迹中，再一次具有了一种符号的意义。

　　闫小平，青年剧作家，戏剧导演。

《5·12汶川——疼痛的笔锋》代后记******

　　王晓晖

　　1.

　　大地震过去3个月了。

　　从灾难中走出的中国人，拍打了地震废墟落在心上的灰尘，揉过红肿尚未消尽的双眼，惊艳在鸟巢烟火喷薄绚烂的繁华之夜。

　　那一刻，鸟巢在跳舞，从大地舞向天空；那一刻，北京在跳舞，从过去舞向未来；那一刻，北京奥运凝聚着全民的期待，挑高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

　　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只是有些人已经不能再看到。

　　那些在山川土地的碰撞中瞬间消失的人，那些我们还未曾谋面命运已突然改变的陌生人，留给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疼痛，依旧清晰和真切。“向大地震索要更多的财富”——这句在大地震的报道中重复过无数次的话，今天，依旧在我们的心底大声响起。

　　“向大地震索要更多的财富”——从国家的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社会结构的合理构建与和谐营造、新闻行业的自身突破和社会责任……到一个媒体的壮大和长高、一次报道的深入与实现、一个记者的锻造和打磨……都必须向有国人太多付出和牺牲的大地震索要到更多的回报。

　　这便是大地震3个月后，中国新闻社还执意要出版这本报道经验集的原因，尽管我们并不想再回望淋漓的鲜血，尽管又有奥运报道撕扯着我们的敬业与精力。因为投入过，伤痛过，然后我们要长出骨头。因为深思着，惕厉着，或许才会走得更远。

　　2.

　　“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将是美联社记者”——美联社在出版自己记者的报道集时，把穆罕默德•甘地的话这样骄傲地写在它的扉页上。

　　“最多的时候，中新社五十六位将士在四川灾区，这个数字，超过任何一次突发事件和重大报道”；“最多的时候，中新社一天发稿数达到四百多篇，这个数字，刷新了中新社五十六年的历史”——我们也很骄傲，在汶川的旷世灾难发生时，中新社以前所未有韧性和力量站立在大地震的现场，展示了她前所未有的方向感和爆发力。

　　3个月后，这种充满方向感的爆发力令人生发出守土有责的骄傲。但3个月前，在信息尚不周详，指令尚不明确，硝烟未散、惊魂未定的张惶与混乱中，能够明晰地判定方向、界定线路、布局兵力，也并非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

　　我们可以相信并作为判断依据的是：2008年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经历了国际化的洗礼、全球化的磨砺；2008年的中国，已经是成年的中国，经历了少年的轻狂、青年的迷惘、30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30年的摸索、疼痛和积淀，使中国多了平实、理性和成熟。

　　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重要细节还有：中国已经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中国三级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且正逐渐规范化和专业化。

　　中国的进步赋予包括中新社在内的中国媒体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的力量，这力量正化作悲情迷茫时刻无声却坚定的方向感，它使我们在回首汶川大地震报道工作时可以庆幸，我们因此没有彷徨缺位，没有南辕北辙。

　　3.

　　当小孙第一次穿越八百里死亡线，当老贾料理好他的相机他的武器第二次飞赴灾区，当老社长肖老师经过千百次的追问、拼抢、核实，终于拿到发现失事飞机残骸的独家第一手消息时……我们就在悲情与感动中体验到，中新社采访实现能力在跳跃性地增长。

　　采访实现能力——这个总在寻常日子里掣肘我们的经年累月的老难题，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不平常的日日夜夜，得到了艰苦卓绝的突破、再突破。所谓“中新风格”，不能来自网上信息和一纸文稿的剪切与粘贴，不能远离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只关“风月”。正如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中新风格”也必须用采访实现能力一次再一次地予以证实，“短、快、活”必须用“现场和立场”的速度、力度和深度去支撑，“中新风格”可不是可有可无、花里胡哨、飘在空中的形容词。

　　所以，让采访实现能力在寻常日子里保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自然地成为中新社“后震报道时期”的新问题：在没有大地震的外在震撼力、在失去悲情迸发出的巨大内趋力、在没有官方与民间、各个阶层与团体共识并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我们的记者能否还有克服种种令人沮丧的摩擦力、进行第一百零一次追问的执着和勇气？

　　当然，体制要完善，管理需提升，社会应更宽容，新闻的责任和空间将更大。我们，则应该在期待环境变更的同时，强身健体，练就点功夫。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总比抱怨离目标更近。

　　4.

　　当永志的背在思索中变得更深邃，当小夏的眼睛熬得更红更英俊，当丹鹰的嗓子由喑哑变得更斯文，当大地震后方报道组的激情飞扬在一个月后变成才思枯竭的执着守望……我们深知：现代战争没有后方，前方多么需要一个强大的、战时状态的后方。

　　在弄清楚虽然身在后方但没有任何理由推诿、懈怠甚至游移时，我们历时一个月的清晨策划就开始了。思路大致有三：第一，依循前方救援和重建工作的角度，依循大地震中的爱与勇气的角度，进行特别策划；第二，依循科学解释、科学救助、科学重建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回答，解疑释惑；第三，依循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思索，官方对大地震前所未有、举世公认的处理，从向大灾难索要大财富的角度，进行综述和评论。三者归一的方向，就是前方：前方在想什么？前方最需要什么？读者最关心前方的什么？

　　想要作一个前后契合与呼应的后方、作一个不辜负前方的后方是不容易的。尤其在前方物质的路和信息的路相继断掉的情况下，后方在数量上的补足、在质量上的补充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收获是，通过一个月清晨策划、之后采访和写作、下午到黄昏出稿这样一个近乎残酷的工作流程，中新社一批年轻的记者极大地展示出他们善良和敬业的本能、才华的挥洒和流动、深度的探索和超出想象的耐力和韧性，它们随着大地震报道喷涌而出，成为中新社极为珍视的又一笔财富。

　　我们的遗憾是，因为思想深度和宏观关照不够，因为前后方力量整合不够，因为后方资源盘整和调动不够等原因，我们的报道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力度和深度。在独家新闻越来越难以企及的时候，独家的观点和独家的视角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负有向世界说明中国使命的中新社，必须在追求速度与亲和力的同时，提供力度、深度和更多的向度。

　　5.

　　幸好大地震结束了，它也是一个开始；幸好中新社还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幸好时代在快板和慢板的交错中进步，环境在变，蓝天会越来越多。

　　我们在期待中乐观，在乐观中努力。

　　我们会在新的起点，再次出发。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